第16章 纪念音乐会上的心灵震撼

秋意渐浓，冼星海的心情却如同这阴沉的天气一般，沉重而低落。他坐在家中那张破旧的木椅上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，心中充满了无奈与迷茫。自从回到上海，他四处求职，却屡屡碰壁，甚至连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都未能如愿举办。现实的残酷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。

“海仔，吃饭吧。”母亲端着一碗水泡饭，轻轻放在桌上。

“不累。”冼星海苦笑着回应，随即朝那碗水泡饭瞟了一眼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些日子，他本想通过求职来养活母亲，可现实却总是无情地将他拒之门外，让他受尽了窝囊气。

母亲见儿子闷闷不乐，心中早已猜出了八九分。她轻声劝说道：“这年头找工作，不那么容易。”

“是啊……唉！妈妈，您不明白……”冼星海望着母亲慈祥的眼睛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不知该如何向母亲诉说自己心中的抱负与现实的落差。

“别唉声叹气的！”母亲假装生气地说，“妈盼你回来，你回来了就好！”

“哎。”冼星海振作了一下精神，刚端起饭碗，只听有人叩门。母亲开了门，走进来一个年轻人。

“稀客！”母亲连忙把客人迎进屋，喊道：“海仔，来客了！”

冼星海先是一愣，随后眼睛陡然一亮，猛地站起身，双手紧紧抱住来人的双肩，惊喜地喊道：“啊，张曙！我还以为你……”

“以为我死了吧？”张曙哈哈笑了一阵，便把自己入狱又出狱的经过讲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回到上海，音乐界的朋友真高兴。听说……你在找工作？”

“你？”冼星海一脸纳闷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嗨！你一进国立音专的大门，消息就传开了。”张曙调侃道。

“还有这样的事？”冼星海尴尬地笑了笑，没想到自己的行踪竟被大家如此关注。

“可不！法国留学回来的音乐才子，谁不注意？”张曙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，然后关切地问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眼下，我想先招收几个学小提琴的学生，暂时解决生活问题。等安定了以后，再慢慢找工作吧。”冼星海无奈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张曙点了点头：“星海兄，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目前，上海音乐界救亡的热情很高，稍有爱国心的朋友们都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。上海已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。音乐界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，设立了音乐小组。大家每月集会，一起讨论和创作新歌曲，一起探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大众音乐。”

冼星海听着张曙的叙说，联想自己回到上海后的一系列遭遇，略带遗憾地说：“要是早一点碰见你就好了！”

“希望你参加我们音乐小组的活动！”张曙热情地向冼星海发出诚挚的邀请。

“行！”冼星海兴奋起来。

张曙突然声音低沉下来：“你知道吗？音乐界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。聂耳不久前在日本逝世了。”

“啊！”冼星海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聂耳是他热爱的音乐家。

“为了纪念他，朋友们准备了一场《纪念聂耳音乐会》。我给你带来了入场券。”张曙递给冼星海一张入场券。

冼星海眼神中透着对聂耳的敬重与追思：“我一定要参加纪念他的音乐会。”

“大家都欢迎你去。”张曙递强调说，“到时我等你！”

“一定去！”冼星海郑重地点头。

金城大戏院门外，人潮涌动，密密麻麻的人群几乎阻断了北京路的交通。英租界的巡捕们忙得焦头烂额，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，手忙脚乱地驱逐闲人，但汹涌的人群依旧不断涌来。组织方无奈出具了“客满请回”的告示，可门前依旧拥挤不堪，大批群众在铁栏外肃立。人群中，除了穿着“西服”“长衫”的人，还有许多身着“短衫”的普通百姓。尽管人潮涌动，但现场却异常静默，所有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，等待着这场纪念音乐会的开始。

冼星海挤在人群中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刚刚从法国归来，本以为自己可以在上海的音乐界大展拳脚，却屡屡碰壁，甚至连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都未能如愿举办。然而，今天的这场将要举行的音乐会，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。他抬头望向戏院的大门，心中默默念着那个名字——聂耳。

几扇红心黑框的边门突然打开，群众如潮水般蜂拥而入。大戏院的1780个座位很快坐得满满当当，那些有幸在最后一刻挤进会场的人们，肃穆地站立在楼上楼下的各个角落。冼星海也奋力挤进了剧场，和张曙坐在一起。

会场没有过多华丽的布置，台上只挂了一长幅黑布横幅，上面醒目地写着“上海各界追悼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先生”，旁边是一张围着花圈的遗像，以及各团体和个人敬献的花圈。遗像上，聂耳依旧带着那永不疲倦的笑容。

纪念音乐会开始，第一个上台讲话的是孙师毅。他的声音哽咽：“我们发起的这个追悼会，不是为了单纯的友情，而是为了中国一个划时代的作曲家不幸离我们而去！你能说聂耳不是天才吗？他没有步入学院的大门一步；你能说聂耳不努力吗？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。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，那都是他自己在短促的23岁生涯中，一点一滴获取来的。他死后没有什么遗产，即便有，也不过是在‘百代’有五张唱片和在‘胜利’有两张唱片可以收点版税，某影片公司欠他一百多元。此外，那就只有他一生心血结晶的三十多个歌曲遗留下来……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吐字也愈发不清，会场的空气仿佛被悲伤凝固，凝重而凄凉。

稍事舒缓，吕骥已是涕泪交加，他向与会者报告了聂耳的生平后，说道：“7月17日，我们伟大的歌手，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聂耳不幸在日本鹄沼海中溺亡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聂耳标志性的作品，也是他短暂生命永远的绝唱。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，通过聂耳的笔，化为了不朽的音乐形象。这颗划过天空的耀眼新星，就这样在人生上升时期沉没在异国的大海里。聂耳这一生似乎总是来不及，来不及享受人生，来不及报答慈母，来不及谱完他的歌曲，来不及完成他的种种计划，更来不及看看他身后的一切。他的生命因为短暂而令人惆怅，恰又因为这惆怅的短暂，留给人许多怀想的空间……”

这时，小毛头含着泪缓缓地走上舞台。吕骥介绍道：“聂耳曾为这位报童写过《卖报歌》，小姑娘稚嫩的童真原本是死者生前的最爱。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，他喜欢花，喜欢书，喜欢孩子，喜欢运动，喜欢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。总之，他热爱生活，热爱生活中一切健康、美好的事物。我们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。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。他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、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。在聂耳极为短暂的音乐创作活动中，他为孩子们写了六支歌。只要有《卖报歌》，只要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孩子们就再也不会忘记聂耳这位大哥哥了。”

童声清脆响起，小毛头深情地唱起《卖报歌》，歌声中饱含着她对聂耳哥哥最真挚的缅怀，也勾起了在场所有人对聂耳的深深思念。

随后，《飞花歌》的旋律悠扬响起，胡萍、王明霄百感交集地唱起女声二重唱，那婉转的歌声仿佛在诉说着对聂耳的无尽追思。

最后，全场观众齐声合唱死者生前写的《毕业歌》，歌声在剧院内久久回荡。

冼星海坐在台下，心中涌起一阵阵波澜。他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，也从未如此真切地体会到聂耳的伟大。音乐会结束后，他依然沉浸在演出的震撼中，低声对张曙说道：“今天的追悼会太感人了！我好像自己的脉搏与歌曲在同时跳动！”

张曙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就说明来对了！”

二人走出剧场，正巧碰上了吕骥。

“这是我的同学冼星海，他刚从法国留学回来。”张曙热情地介绍道。

吕骥温和地握住冼星海的手：“幸会！幸会！”

“这是吕骥。”张曙接着介绍，“这场音乐会，就是他发起组织的。”

就这样，冼星海认识了吕骥——这位身材不高，却精神矍铄，穿着一件“爱国布”长衫的地下党员。

三人一路走着，一边谈着。吕骥和张曙不时地顾盼着前后，生怕有尾巴盯梢。

夜幕低垂，街头笼罩在朦胧中。冼星海、吕骥和张曙并肩走在僻静的小巷里，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冼星海停下脚步，认真地说：“今天的音乐会启发了我，我决定暂时放下大型作品的创作，转而谱写救亡歌曲。”

张曙兴奋地说：“如能这样，我们又能携手并肩了！”

吕骥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继续聊。”

三人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，在一家打烊的茶馆后门停下。吕骥熟练地敲了敲门，一个伙计模样的人探出头来。

“老地方。”吕骥简短地说。

伙计点点头，让三人进了屋。他们穿过堆满茶叶箱的仓库，来到一间隐蔽的小屋。

“这里很安全，”吕骥点燃油灯，“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。”

昏黄的灯光下，冼星海打量着这间简陋却整洁的房间。墙上贴着几张乐谱，角落里堆着一些乐器。

“我认为，”冼星海沉吟道，“这场音乐会，实际上是喊出了人们的痛苦、愤怒和要求。”

吕骥赞许地点头：“星海兄说得很对！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可把巡捕给忙煞了。他们轮番地在外边巡逻监视我们。”

张曙愤愤不平地捶了下桌子：“这可真叫爱国有罪呀！”

冼星海疑惑地问：“爱国还有罪？”

吕骥叹了口气：“嗨！政府不是提出‘攘外必先安内’吗？为了减少麻烦，在排练时，我们就印了几张一般歌曲，作为伪装，对付巡捕的检查。有一天，巡捕真的来了，但他们没抓到'罪证'，只能夹着尾巴溜出去了。”

三人相视一笑，但笑容中却带着一丝苦涩。

“星海兄，”吕骥正色道，“你说要创作救亡歌曲，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？”

冼星海眼中闪着光：“我觉得音乐应该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。我们要深入到工人、农民中去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倾听他们的故事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张曙激动地说，“音乐不能只是阳春白雪，更要下里巴人。”

吕骥站起身，在房间里踱步：“但是现在的环境……”他停下脚步，严肃地看着冼星海，“星海兄，你要知道，创作这样的歌曲会很危险。”

冼星海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如果连音乐家都不敢发声，那还有谁能替人民说话？”

吕骥赞许道：“好！”

张曙举起茶杯：“来，为我们的合作干杯！”

三人以茶代酒，一饮而尽。油灯的火苗跳动，在墙上投下三个坚定的身影。